上世纪80年代，一部《丑陋的中国人》横空出世，毫不婉转的立意、极富攻击性的文字，使这本书很快在整个华人文化圈畅销起来。内地最早的引进版由广州、湖南等地出版社出版，首印即破两百万；到了年，依然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再度问世。

在这本书中，柏杨抓住“中国人的劣根性”穷追猛打，描摹批判中国人在生活、为人、社交等领域的种种丑陋之处，可想而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夸的人把他抬到鲁迅的高度，驳的人则认为以偏概全、是懦夫的行为。

如今跨越一个世纪、20年后再来看这本书，到底是犀利还是偏颇？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事实往往比文字更具说服力。

自带争议的一本书

这本书虽然名为杂文集，其实最主要的骨干内容都来自柏杨于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所作的同名演讲，再加上另两场演讲《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以及其他杂文、访问等文字，最终结集而成。

感受一下题名文章的画风——“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一起，就成了一头猪！”、“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记仇，缺乏包容，打一架可以记三代”；

“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最后一起和稀泥”……

即使放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这文风收一堆“喷子”的帽子都不冤枉，何况上个世纪？说穿了，读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脾气，作为一个群体的组成个体，看着这个群体被作为靶子拎出来猛批臭骂，有情绪真是太自然了。

据说当初在爱荷华大学，这场演讲结束之后，柏杨面前只有“一片山谷般的寂静”，没有人鼓掌，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欠奉。而台下的观众，有六成都是华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人觉得批狠点好、入木三分文字才有力量。

作家冯骥才就认为这是一本“令人深省的书”，并拉出鲁迅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做法正名；资深出版人谢玺璋把作者称为“斗士”，充满挑战性但很难摆脱时代的困羁；

李敖则干脆写了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直接打对台，认为用刻板印象加诸所有中国人头上，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有争议证明有热度，年苏州古吴轩重版此书，依然畅销大卖，随即登上了上海《书城》杂志“二十世纪末20年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投票榜。

中国人的“酱缸病”

在这本书中，柏杨将“中国人之丑陋”，首先归因于文化。千百年来儒家占据统治地位，师承关系形成思想压制，再加上历代统治者有意识的“改造”，形成了传统文化中极端保守、拒绝创新的部分。时间越久，这部分“沉渣”便沉淀越多，最终形成“文化的酱缸”。

至于中国人行为中存在的糟糕部分，柏杨认为根本原因来自安全感的匮乏。这片土地历来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客观环境逼迫着人们互相内斗争权夺利；一旦到了战乱时期，这样的内斗更加白热化。

即使在文明社会的社交礼仪约束之下，中国人还是会表现出嗓门大、不齐心、好猜疑、多伪装的习惯，说来说去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而且，等级制度深入人心，也使得人们爱官如命：要么寒窗苦读，唯一目的就是跳进当官的队伍；要么不择手段，哪怕是踩着他人的尸体也要谋求权力。

因为在酱缸文化的思维逻辑中，人的生存状态只分为“治人”与“受治于人”两种，前者自傲，后者自卑，唯独没有“自尊”的容身之所。于是人人都削尖脑袋争做人上人，从中催生了酱缸文化中最为恶臭的部分——官场文化。

寒窗苦读

直到近代，酱缸文化因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而被打破，但来自外力的破坏终究不如内部的自我升华来得彻底，稍有风声，陈腐的酱缸文化便会沉渣泛起。

柏杨曾经自嘲说自己“吴刚伐树我洗缸”，如同吴刚永远无休无止地砍伐着同一棵桂树，他自己也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洗缸”。

国民性：畅销密码之一

不难看出这是一本以“国民性”为卖点的书，类似的畅销书并不少见，比如美国来华传教士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都是从描摹某个特定人群入手来试图以小见大、解读文化的作品。

这样的书往往深入浅出、又足够满足读者的探究心与代入感，就仿佛是闹市中提供观看西洋镜的小贩，越是人们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越容易卖出好价钱。

但是，国民性这东西几乎无法用客观的方法进行统计或者分类，社会中的一个个体是否就真的可以代表群体中的其他个体？

可以说，几乎一切关于“国民性”的书都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总是从他生活的圈子、所处的时代去选择观察对象，然后形成看法，写出来的其实全是“我觉得”，而且还是言辞激烈、观点尖锐的“我觉得”。

一旦把观察的圈子换一下，或者放到另一个时间段，读者看到的情况不见得和作者写的保持一致，问题就来了——“老师，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当然也有的作者，不但目光敏锐而且笔法犀利，能够捕捉到“国民性”中共鸣广泛、极具代表性的那一款，然后还能特别鞭辟入里地写出来——这就可遇而不可求了，毕竟鲁迅这样的人不是双11爆款，经典如“阿Q”也不是堆数量就能堆出来的。

多年之后再来看《丑陋的中国人》，与“现在的事实”已经有了不少出入。书中描写的脏乱吵闹生活环境，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还不小。

再例如书中写道：“在‘旧观念’中，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商人，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话放在今天的背景下，简直就是作者自己立了一个靶子、然后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

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恐怕完全想象不到“瞧不起赚钱的商人”是种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作者还写他对美国总统竞选中的政治操守十分佩服，他们竞选拉票的时候“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行为有失风度，会导致失去选票。

也许在作者写书的时候，美国人真的如此君子吧！但到了希拉里竞选之时，政敌们可是个个都把“拉链门”、“性骚扰”挂在嘴上，说好的“不揭阴私”呢？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再加上环境、时代等因素，个体的想法和行为太容易发生变化。以这些内容为卖点的书，既容易显得“过时”，也容易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地图炮和骂战。

所以其实要说到真正对《丑陋的中国人》最感震撼的，还是与作者身处同一个时代的人。内地最早引进此书的出版社责编就曾经回忆，说“光是这个书名就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因为此前听到的，全都是中国文化如何优秀伟大，言必称上下五千年。

当时恰逢十年过去，人们对于现实中丑陋的部分记忆犹新。而这本书给了读者一个启示，可以这么直白、甚至有点矫枉过正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中国文化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果不主动甩掉那些糟粕，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书上写的，便对么?

既然《丑陋的中国人》所说的事实已经部分“过时”，作者的持论也不乏主观偏颇之处，是否就证明这本书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倒又不然。不妨先考虑另一件事：当我们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希望从中获取什么？

把所有书都当故事看、只满足于记得情节人物？就好比读了大部头的《水浒传》却只用心在记下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有些什么人，最多再搞个战斗力排名……当然这也不是不行，但如果被金圣叹这样的人看到，是一定会叹息“买椟还珠”的。

事实上，《丑陋的中国人》虽然列举了形形色色的“丑陋面貌”，但真正的重点还是在“扫缸”。

如何才能根除中国人的“酱缸病”？柏杨认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是“正确的废话”，如果谁都能分辨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自然没人会去吸纳那些无益甚至有毒的部分。真正的关键在于“判断”，而作出判断的起点就是独立思考。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自媒体兴旺的时代，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早已没有了“能出书的是大作家，他（她）的话总应该比我更客观”之类的看法。

毕竟网络上几乎谁都可以发声，话语权的权重悬殊其实是在缩小——别看洋洋千言万字，对面那个人说不定跟我敲的就是同款键盘呢！谁又比谁权威多少？

再加上信息来源多了，需要分辨的也更多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或许较少，毕竟大家都懂“九实一虚的谎话最难被戳穿”，但是隐瞒部分事实的、断章取义的、刻意使用倾向性词语带节奏的，就算读者自己不一定编得出来，但谁还没见过几头猪跑啊！

作者也是人，是人就有好恶立场有倾向性，所谓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也包括了不轻易被他人的看法动摇，甚至洗脑带跑。

结语

多年后再来看这本红极一时、自带争议的著作，其中不少现象已经离我们的生活相当遥远。

然而就如柏杨在采访中所说“老毛病在改观、新问题在涌现”，现象只是表层，真正重要的是诞生新问题的“酱缸”是否依然存在？解决问题必须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是否人人都已具备？

如果说《丑陋的中国人》在今天仍有意义，最大的意义应该就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