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RecognitionandtheChangeofEthnicFinery

余梓东(-)，男(满族)，广东澄海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兼职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研究，辽宁省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曾任北京市第五届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国历史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很早的时间起,各个民族在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与交往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互动机制。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民族服饰往往以直观的方式参与并反映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历史上有三次突出的民族服饰的流变：一次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次是唐代的开放唐装；还有一次是清代的旗装。民族服饰在彰显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同时,还是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外在符号。

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民族服饰；流变

文化认同是指在不同民族成员交往联系的过程中,突破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彼此认可、承认对方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民族文化的共同之处、共享之点和民族间的亲近感，逐步构成不同民族间利益共同体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现象在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

民族服饰流变,是指特定民族的服饰在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是人类服饰发展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民族服饰往往以直观的方式参与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正是以这种联系和交往为渠道，促成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服饰的流变。

一

回顾中国的历史,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很早的时间起,中国的各个民族在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与交往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互动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强化与弱化,从深层次上反映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变化过程与特点。在中国古代从很早时起就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格局,在中国独特的地理单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分布区域与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相重叠的现象。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看,华夏族是在蛮、戎、夷、狄的异化与同化的双重作用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对于蛮、戎、夷、狄来说,华夏族是在他们本身社会发育程度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出现民族异化而形成的；对于华夏族来说,是蛮、戎、夷、狄中的社会发育程度相同或者相近的部分在密切交往联系基础上出现民族同化而形成的。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华夏族的主要来源是夏人、商人和周人,同时吸收了周边的文化和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成员而形成的。夏人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无论考古文化与地区的文化与远古传说,又都与黄河中下游部落有渊源联系”。

在夏朝时期除夏族之外,还有东夷、羌氐、三苗、北狄族系等,其中包括莱夷、任、宿、须句、颛臾、莒、杞、介、根牟、邾、小邾、郯、西羌、氐、商、畎夷、荤育等族,而且,夏族与西羌族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夏族与周边民族(统称四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夏王室还与东夷族通婚。在商朝时期除商族之外,还有东夷、楚、越、鬼方、獯鬻、猃狁、犬戎、氐羌、西羌、畎夷、狄(翟)等民族或族系,他们建立了许多方国,如:土方、羌方、马方、井方、羊方、危方、人方、吕方、林方、洗方等,商族与东夷有着族源上的联系,商族与周边民族进行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而且当时周边民族与商族共同参与了社会变革,在夏桀进行暴虐统治时期,九夷中的有缗氏率先举起了反夏旗帜,商汤率领商夷(主要是畎夷)联军灭夏,建立了商朝。在周朝时期除周族之外,还有夷、蛮、戎、狄四大族系,以及淮夷、徐戎、奄、蒲姑、荆楚、濮、越、荆蛮(荆楚)、闽、巴、羌、犬戎、山戎、貉、肃慎、燕北戎、燕京戎等民族。

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以及其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的分布格局,周族与周边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在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过程中,周族联合了南方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族,击败了商纣王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周朝。为此,满族的先民肃慎人从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地区专程携“楛矢石楛”前往祝贺。在这一时期,夏族、商族、周族之间已经形成较为高度的融和及广泛的认同,形成了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趋同的民族实体——华夏族,虽然“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朝初期,但是,华夏族形成过程却始于西周以前的时期。在历史文献中较早出现的是“夏”,《说文》释为“中国之人”,“华”《说文》释为“荣”或“赤色”,《孔传》将“华夏”释为“冕服彩章曰华,大国曰夏”,《孔颖达疏》将“华夏”释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作为族称具体是指居住在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人们共同体。

在春秋时期,“华夏”一词才最终成为人们共同体的名称,它往往成为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相对应的称呼,“可以这样说,没有‘戎狄’、‘夷狄’、‘蛮夷’、‘诸戎’的存在,也就没有华夏的出现”。当时,中原地区有华夏(华、诸华),在其东部有莱夷、徐夷、淮夷等诸族;在南部地区有群蛮、卢戎、百濮、巴、邓、庸等诸族；在西部地区有犬戎、大戎、小戎、羌戎、骊戎、茅戎、蛮氏戎、北戎等诸族；在北部地区有赤狄(包括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族)、长狄(包括瞒等族)、白狄(鲜虞、肥、鼓等族)；当时出现了齐、秦、晋、楚等诸侯强国争霸的局面,诸侯强国纷纷兼并周边的诸族,而周边民族也积极参与中原地区的争霸战争(战争也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其中以戎、狄、楚等诸族和族系参与程度最高。

在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多年的各民族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分化,民族族体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继续生存下来,有的民族融人其他民族之中,还有新形成或新出现的民族。在中原地区的北方分布有东胡(包括乌桓、鲜卑等诸族)、匈奴(是商朝和西周时的獯鬻、鬼方、猃狁以及春秋时期的戎、狄等诸族发展而来,包括休屠、宇文、贺赖、独孤、羌渠诸族)、林胡、楼烦等诸族；在中原地区的西方分布有义渠、羌戎等诸族；在中原地区的南方分布有楚、越、于越、句吴等诸族。而以前分布于中原地区东方的东夷诸族在族际间的密切联系和交往过程中,已经逐步融入华夏族之中。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时期,华夏族内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通商、通婚等)进行了密切和持久的联系与交往,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为后来秦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秦国横扫六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之后至汉朝时期,华夏族又进一步融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如:汉朝的南匈奴等),逐步形成了人口明显多于其他民族的共同体——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格局。秦在统一之后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政策,在汉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政治认同促进文化认同,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机互动的机制。这个机制延续了几千年,意义非常深远。无论是民族同化,还是民族异化,民族族体的发展变化,都是通过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渠道,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上发生的。从以上华夏族和汉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阶段看,从夏、商、周、秦等朝的兴替过程看,当时的各个民族已经形成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互动机制,上述机制的强化与弱化,与中国的统一与分裂是相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我国不同民族是分布在不同地理区域中的,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特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汉族多分布在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多分布在高原和边疆地区。我国领土幅员辽阔,并且不同地区具有非常明显的地理环境特征,如:高原、草原、平原、沙漠、森林以及亚热带湿润气候、温带季风气候、半干旱气候、干旱气候等等。因此就决定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同人们群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即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征,出现了不同民族。在我国不同民族聚居区往往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典型地区、与地理环境的典型地区相重叠。因此,从事农耕业的汉族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平原和沿海地区,从事牧业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塔吉克等民族主要分布在草原、高原地区,从事渔猎业的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和林区。因此,这在主观和客观上就决定了我国单一的经济文化类型是不能满足任何单一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相对的,而人的需求是丰富无穷的,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同民族必须互相联系与交往,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共存、共享、共荣。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例如，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的,汉族地区许多农作物品种就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其中就有:高粱、玉米、花生、芝麻、棉花、苜蓿、葡萄、西瓜、蚕豆、大蒜、黄瓜、胡萝卜、石榴、核桃、西红柿等等,因此,有效改善了中国古代农业种植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广大人民的饮食结构,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古代农业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这充分说明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交往,明显提高了中国古代农业的生产能力。又如:匈奴族最早饲养驴,又将驴与马相交配培育出骡,这种适应力强、耐力好、力气大的家畜新品种在秦汉以后大量输入内地,在农业生产中取代了部分人力,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汉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另外,少数民族最先从事棉花的种植,而汉族的棉纺织技术和毛纺织技术都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元朝的黄道婆就是从海南的黎族地区学到棉纺织技术,回故乡松江乌尼泾镇(今上海县)后,对棉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和传播。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纺织技术的传播,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民衣着服饰质料的种类。还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茶马互市”以及“茶马古道”等也是很好的例证。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已经成为良好的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文化共存、文化认同、文化共享、文化共荣、文化创造的局面。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屡经磨难,而没有灭亡,并且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各个民族在广泛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利益共同体。

二

服饰是人类文明特有的产物和重要标志,并伴随人类的形成与发展,伴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服饰还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服饰的流变过程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的服饰综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活水平、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历史的积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还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人类服饰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旧石器时代。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就发现了骨针和项饰,说明在当时就已经存在服饰,并且,已经具有御寒与审美多种功能。从古至今,我国诸民族的服饰发生了许多流变。

华夏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称的,同时,与华夏族共存的还有其他许多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创造,也是不同民族适应其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华夏族的“服饰创新”,这是华夏族在对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赵国的赵武灵王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了军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样式,即短衣、窄裤、革带和长靿靴等,其特征是“衣长仅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改变了华夏族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饰格局,史称“胡服骑射”。这种改革,是赵国由弱国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骑射”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饰飞跃”。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丰富了当时华夏族的服饰文化。同时,这种“服饰飞跃”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共享。

南北朝时期,尽管当时政治上不统一,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入主中原,这种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使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和广泛,出现了民族文化进一步认同的局面,与之相适应的是汉族服饰也发生明显流变,北方少数民族的短衣结构的绔褶(上穿褶,即上衣；下缚绔,即下满裆裤)成为汉族服饰的组成部分。同时,北魏孝文帝也下令群臣皆着汉服。在当时南朝基本保持了汉代的服饰风格,而北朝的许多少数民族则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形成了一股汉化潮流。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当时中国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广泛文化认同为后来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在隋唐时期又走向政治统一,在经济文化发达,统治地域辽阔,中外交流频繁的历史背景下,唐代的服饰,特别是唐代的女服,成为我国服饰发展史的另一个飞跃。唐代的服饰以装饰艳丽、衣料考究、造型华贵而著称。这种服饰变化是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影响和西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广泛的对外交流的情况下出现的,形成了唐代特有的开放浪漫的服饰风格。如唐朝皇帝的服饰也明显受到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旧唐书·舆服志》载:唐太宗的常服为“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当时汉族大量接受少数民族的服饰,重要原因之一是“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皆供胡食,士女皆衣胡服。”《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正是这种开放唐装,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服饰突变”。从此,中国的“传统衣妆,走向成熟并更加完美,为世界服饰文化增加崭新的篇章”因此,宋代著名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性地写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靿靿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从此不难看出,在唐代实现了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良性互动,即文化认同促进了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推动了文化认同,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说唐代服饰发展水平之高就不难理解了。

清朝是我国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封建王朝,由于清朝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在当时来讲是相对正确的民族政策,进一步促成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的服饰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三次突变”。“清代服制的变化,是由外力促成而产生的改革与变化,从衣着的特点和后世传播的持久性来分析,它是以新代旧的一种进步,是时代前进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种变革,已经形成我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飞跃,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所以说这种改革是起到了推进服饰演变的积极作用”。旗装的风格是“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因而独树一帜。它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型样式,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记忆。时至今日,它已对国内外产生了‘一代优美服饰’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修长秀丽的旗袍,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服饰代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旗装具有用料节省,制作简便,穿着方便的独特优势。“旗袍……外观简洁修长,省料合体,适用轻便。因此,清袍要比古老的袍式进了一大步”。

清代的服饰尽管具有明显的满族服饰特征,但是,其中也融合了汉族服饰的要素,丰富了服饰的样式,提高了服饰的美感。以清代的官服为例,其补服源于明代,明代的补服是圆领右衽大襟,而清代的补服是圆领对襟。而且,文官的补子纹样为飞禽,武官的补子纹样为走兽,明清两代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例如:明代文官官服补子的纹样是: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鸂鶒,八品为黄鹂,九品为鹌鹑,杂职为练鹊。明代武官官服补子的纹样是: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罴,六品七品为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清代官服补子纹样大体上沿袭了明代官服补子纹样,但是,个别品级官服补子纹样方面进一步细化,使官服补子的品级区别更加明显。清代的文官补子的纹样是: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鸂鶒,八品为鹌鹑,九品为及未入流的为练鹊。武官补子的纹样是: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罴,六品七品为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为了进一步突出官服区别等级的功能,在冠饰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品级划分,如官帽的“顶子”,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红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石,六品为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九品为金顶无饰。在冠饰方面还有“顶戴”,即由花座和不同质地和颜色的宝石组成的标志品位高低的帽珠。清朝规定:皇帝的顶戴为三层,皇子、亲王和郡王为两层,文武百官为一层。由此可见,在官服方面,满族、汉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了共存、共享、共荣。

三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的统一,不仅仅包括民族分布地域的统一,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还包括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尽管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统一与分裂两种现象,但是,即使在政治上分裂的情况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并没有解体,而且文化认同成为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统一主流的深层次原因。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有明显的本土特点。中华大地这片热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也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从古人类的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形成了完整的进化序列,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从远古时期起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二,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具有明显的多元特点。在我国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其生存年代距今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多处的遗址遍布全国的9个大区域,并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而这些区域文化特点相当部分逐步演变成民族文化特征。第三,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具有明显的“源”与“流”多元相交织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民族融合与民族分化并举,出现了多途径交织演进的局面,既有其他民族成员融入汉族,也有汉族成员融入其他民族。上述特点都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密切相关。

中华各民族在相互联系与交往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文化认同、文化共享的优良传统,而且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两大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互相交融,互相促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因此,从秦朝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第二,在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民族文化共存、共享与共荣的现象,各民族杰出的文化创造,使中华文化呈现姹紫嫣红、生机勃勃的盛况。所以,在秦朝统一中国以后,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一体,在文化上多元的格局,我们可以概括为“一而不同”。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等不同,它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产生文化认同和服饰流变的主要因素:

第一,建立在民族之间广泛联系基础上的民族交往。这种交往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不同民族往往具有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而单一经济文化类型是不能全面满足特定民族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因此必须通过民族之间联系与交往,实现文化要素的互补和文化资源的共享,这是符合各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的。

第二,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宝贵的价值。我国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千百年来民族社会生活智慧的结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文化和文化要素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方面,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因此,文化和文化要素必须随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而变化,一个有活力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必须不断进行文化选择和创造,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实现民族生存发展需要与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使民族文化系统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建立在民族之间交往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可以突破民族狭隘性和民族局限性,形成不同民族间的利益共同体,既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有机结合是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第四,不同民族的文化要素各具特色和优势。因此,在不同民族的文化选择、文化共存、文化共享、文化共荣的过程中,可以形成文化优势互补。从服饰方面来说,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丰富和发展的审美、穿着和制作服饰特色及优势是导致服饰流变的直接原因。

总之,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促成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又影响到服饰的流变;服饰的流变一方面是民族之间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民族之间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直观反映。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年第6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辑：余文兵吴鹏贾淑凤

编辑助理：张智林李宗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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